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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1980-2009年间,中国合计引流产统计数字是275,413,456。在2.75亿次引流产中,究竟是多少出于妇女自愿,多少出于强迫,恐怕无人能说清,或者是个永远的秘密。
2008年5月23日,湖北洪湖市龙口镇村民张文芳,在怀孕9个月即将临盆之际,被当地计生干部强行带往医院进行引产手术。两天后,张文芳在被打催生针之后失去知觉,醒来后已经失去孩子,医院没有通知她的家人,孩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更可怕的是,几个月后张文芳做身体检查时,发现子宫和右卵巢已经被切除。深受重创的张文芳,从此落下残疾,至今生活无法离开轮椅。
如今还在为争取养老保险四处奔走的张文芳 ,提到当初的遭遇和现在扭转的生育政策,只能深深叹气。
她告诉美国之音说:“作为我们老百姓能怎么想呀。这些事情,女性的权利,根本上就得不到真正的维护和保护。我当时怀孕是9个月,我是在临盆的时候,他们做的这种事情。我就在那几天生,然后我的孩子到今天为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说这就是我永远的噩梦。心里这道坎永远都过不去。我只能忍,咬着牙,心里滴着血,慢慢的过自己的日子。”
山东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曾因关注当地暴力计生问题并替受害者维权遭受当地政府迫害。2012年,陈光诚逃离中国,目前定居美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陈表示,非医学需要的流产,基本上就是要禁止一切堕胎了。
他说:“一方面中共为了他的需要调整他的所谓政策,实际上就是朝令夕改了。治标不治本,没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考量。今天生了就犯法,明天不生又不行。就这么个状况,随便的就是说,左右的摇摆。胡乱,乱搞一气。就像当年你要生孩子,你没有准生证,哪个医院哪个单位都不能接。如果你帮忙接生那就是触犯了共产党的大忌,就会受处分。这个呢实际上归根到底都是专制政权的随意的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表现。”
如何减少堕胎,是否有效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尽管当局允许从2016年起“全面二孩”,但2014到2018年间,每年平均堕胎仍达970万次,堕胎率居高不下。在9月27日国务院印发的妇女发展纲要里,除了引人瞩目的“减少非医学需要人工流产”,同时也提到,“将生殖健康服务融入妇女健康管理全过程,保障妇女享有避孕节育知情自主选择权”。
谁来规定堕胎究竟是“医学需要”与否,如何减少,目前显然还需更多解释。
人口学家易富贤不认为中国会完全禁止人工流产。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尽管会规范堕胎,但是不会如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那么严格,更不可能禁止堕胎,在保护生命的同时,个人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外界也不应该过度解读。如果中国在不侵犯人权的前提下,对人口政策进行一些探索,国际社会应该鼓励,也会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生育率下降是全球趋势,日本尽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3,台湾韩国只有0.8-0.9,美国也从2007年的2.12下降到2020年的1.64。都需要探索提升生育率的办法。”
被中国网民称作“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是很多人认为当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主要原因。中国政府近期大力整顿教培行业,试图减轻家长在教育孩子上的焦虑感,是否能达到目的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中国妇权的张菁觉得一旦中国政府下决心,可以非常雷厉风行的执行。她说:“中国这段时间以来对各行各业这种大刀阔斧的整治,也是很快的,雷厉风行,上面一句话,下面马上就动起来了。而且一动起来以后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连回转的余地都没有。比如说教培行业,上面一句话,下面马上动起来,砍得干干净净。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会大刀阔斧的,会很快的就会动起来的。动起来这个不是很难的,因为一胎化政策在中国已经四十年了。所以只要一声命令一下来,所有的妇女,要去堕胎的,反正想要终止怀孕的 ,马上医院里面医生不给就行了。谁给谁负责,扣谁的工资,扣谁的奖金。这样子的话,谁都不敢动了嘛。”
对此,张菁觉得忧心忡忡:“我一点都不乐观,如果说中共强制的这个政策,强制的生育政策下来,不准堕胎,不准随便随妇女的意愿去堕胎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后果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我肯定的一点事,目前年轻妇女是不愿意多生的,而且会想方设法的找避孕方式。 所以,当你怀孕了以后,可能那种黑市的打胎啊,或者黑市的那种药物,又会流行起来,那对妇女的伤害是很大很大的。”
四川省攀枝花政府8月3日印发《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宣布对在市乡镇卫生院及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分娩的攀枝花户籍产妇,提供住院分娩免费服务,符合医保报销外的资金纳入市级财政预算。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陈光诚认为,类似的奖励机制,并不会起到太大作用。他说:“我觉得会有一些地方去效仿。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很可能这是中共的一个试验。尽管他表面上没说一个试点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多少会有点用,但是不会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导致现在大家不愿意养更多孩子的原因和因素很多。包括中共长期以来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从根本上就是,中共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社会配置错位,通过几百块钱就解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办法真正调整这样一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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