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国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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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国师吗？　从《纽约时报》的报道谈起
2020/08/06 - 14:573.3k
立场博客

《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介绍了田飞龙等中国学者的言论，并说「习近平强硬政策背后」有一个「智囊团」，当中自然也提及《港区国安法》最近硬上马。涉事者在一个内部群组表示，访问其实是在半年前进行，当时只是谈到中国思想界的转变，并不是讲现实政治，并批评该报道只有极端二元对立。该圈子则有批评外媒记者胡乱引申，毫无节操者。

中国自由派法学家张千帆曾经教过大学时的田飞龙，最近也在网上割席 (或可能只是一个叫张千帆的账号)，认为田氏「一路走到黑」，只能「扫地出门」，一时间成为政学界的小热话。

说回《纽约时报》的报道，大概就勾勒出中国思想界仅在十年前，仍然喜爱讨论自由主义和西方思想，而近年却「转而宣扬在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兴起的自豪的威权世界观」。骤眼看来，好像中国思想界真的曾经自主地存在过，并且自主地转变，所以才令人扼腕。凡此种种，可能只是过于浪漫的想象。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属于西方，而东方则有另一套运行秩序。

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呈现跟南传佛教不一样的、必须依附官僚的生态。在文化意义上，佛教这种高深知识进入中国，还要卑躬屈膝借助道教的形式立足，但仍需经历多次灭佛。每当政府莫财，就要「改革」，眼睛就会瞄准不用赋摇役、拥有大批田产的寺家。由三武灭佛，到革命政府在 1920 年代的广州，为了筹备「北伐」资金而打劫民间包括宗教界私产，没有变过。中国读书人的产业链，是由皇帝扶持出来。士能比僧独立吗？僧尚且有一个超越世界去寄托，士则只能「得君行道」。士的寄托，只能是当权者。

宗教会发起叛乱，士也可以，不过仅限于有诸侯、有藩镇的时候。到后来蒙古人、女真人兴起的时候，「士」也同样去帮他们。所以「士」好像水，进入甚么容器就成为甚么形状。「士」本身看来像一个阶级，却不是一个自主的阶级。日本的轨迹也是如此。战国时，本愿寺可以成为一个诸侯势力，跟其他诸便合纵连环，各地信徒也会打起「圣战」暴动，是非常独立的势力。

然而当德川家康胜利之后，镰仓以来传入的儒理学，突然上升到「国教」层次。儒学家林罗山年仅 23 岁，就已经被引举给德川家康。后来幕府推出了《武家诸法度》，包括要求大名「参觐交替」（定期而频繁的上京述职）、严禁擅自筑城、严禁大名之间「私了」等规则，一开始就有林罗山的手笔。然而是林罗山影响了德川家康，还是德川家康影响了林罗山？答案十分明显。中国思想界由热爱自由主义，到德国施米特变成显学，只是因为政治需要。「士」等于填词人，帮君主度身订造歌词。有人辞官归故里，但总有漏夜赶科场。有多少真心，有多少迎合，外人当然说不上来，但迎合不才是中国语境下「士」的本份？

学者痛批儒家「本来不是如此」，后来出现的是「制度化儒家」；究竟是汉武帝影响了董仲舒，还是董仲舒影响了汉武帝？认为汉武帝「分享政权」、提拔学者，是刻意忽略此人在功臣和军事领袖层层分权下希望干大番大事才必须培养私人的现实。等于若有人觉得台湾有民主，是因为蒋经国突然大发慈悲放权，就太过肥皂剧了。历史由士人书写，学者骄气多欲，有悠久的自我崇拜传统，很容易将历史塑造成唯心史、跨大了读书人的影响。余英时说过 20 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的边缘化」，「……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表现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戊戌变法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无疑是处于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章炳麟的位置已在外围而不在核心。」

时间越久，趋势肯定更是不能逆转，只会每下愈况而不会突然回光反照。

所以《纽时》那篇报道，也许有很多曲笔，也许读来有点天真烂漫，容易令人得出「鹰派学者一手带动了大政转变」的印象。中国当然想招请施米特，但现代的「士」只是扮演问米婆的角色，处于鬼魂和问鬼者之间，是一个灵媒 (medium)，问米婆怎么想，可能是无关重要。海德格在风火之间，也显得半推半就，后人亦不知道如何判定，然而如果说没有海德格，就没有二战，便是太过高估海德格，即使他已经是世界大一流的学者。